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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条山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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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战争双方的战线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日本侵华政策的重点逐渐向保守占领地转变。中条山战役(日方称之为“中原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在山西范围内的一场大规模对日作战。1941年5月7日,中条山外围日军在航空兵的支持下,由东、北、西三个方向开始全面进攻。中条山战役前后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队由于事前准备不足、又缺乏统一指挥,除少数突围外,大部溃散,被俘虏3.5万人,遗弃尸体4.2万具,日军据中方公布毙伤9900人, 按日方数字仅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包括第三军军长唐淮源上将、第十二师少将师长寸性奇等滇军名将在内的多名国军将领壮烈殉国。

中条山战役

中条山战役——抗战相持阶段一场重大失败

中条山战役简介:抗战相持阶段最大规模的溃败

  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黄河北岸,呈东北西南走向,东北高西南低,横广170公里,纵深50公里,最高峰为海拔2321米的垣曲历山舜王坪,山脉平均海拔1249米。中条山,西起晋南永济与陕西相望,东迄豫北济源、孟县同太行山相连,北靠素有山西粮仓美誉的运城盆地,南濒一泻千里的滚滚黄河。境内沟壑纵横,山峦起伏,关隘重叠,矿藏丰富。

  中条山,与太行、吕梁、太岳三山互为犄角,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山西各主要关隘的相继失守,中条山的战略地位愈加重要。对我方来说,占之,即可以此为根据地,瞰制豫北、晋南,屏蔽洛阳、潼关。进能扰乱敌后,牵制日军兵力;退可凭险据守,积极防御,配合整个抗日战场。就日方而言,得之,即占据了南进北侵的重要“桥头堡”,既可渡河南下,问津陇海,侵夺中原;又可北上与其在山西的主要占领地相连接,解除心腹之患,改善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状况。所以,中条山地区被视为抗日战争时期“关系国家安危之要地”。

  中条山横亘黄河北岸,东连太行山,西接吕梁山,北可以作为进击华北的基地,南可以屏蔽河南洛阳等重镇,西可以威胁敌之西进,是晋南豫北的战略要地。太原会战后,国民党军队分散在晋南山地进行游击作战,建立了以中条山为依托的游击根据地,八路军所属第2战区与之相邻。自太原会战后以来,日军一方面重点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大举“扫荡”,一方面也多次攻击中条山国民党军队,但始终没有大的进展。

  进入1941年后,日军鉴于百团大战后八路军消耗很大尚未恢复,遂决定先打击中条山的国民党军。然而,中条山国民党庞大部队竟然不堪一击。从5月7日日军发起攻击开始,中国军队“一经中间(被日军)突破,各部皆陷于包围零乱之中竟至不可收拾”。中条山战役前后历时一个多月,据日方的统计资料,国民党军队“被俘约35000名,遗弃尸体42000具,日军损失计战死670名,负伤2292名”。在国民政府公布的材料中,“综合会战,计毙伤敌官兵9900名”,我军“共伤亡、中毒、失踪官兵达13751员名”。日军以1比20的微小代价、在极短时间内给国民党军队以沉痛打击。中条山会战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战中最大之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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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条山战役背景:日军试图占据中条山巩固华北

  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黄河北岸,呈东北西南走向,东北高西南低,横广170公里,纵深50公里,最高峰为海拔2321米的垣曲历山舜王坪,山脉平均海拔1249米。中条山,西起晋南永济与陕西相望,东迄豫北济源、孟县同太行山相连,北靠素有山西粮仓美誉的运城盆地,南濒一泻千里的滚滚黄河。境内沟壑纵横,山峦起伏,关隘重叠,矿藏丰富。

  中条山,与太行、吕梁、太岳三山互为犄角,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山西各主要关隘的相继失守,中条山的战略地位愈加重要。对我方来说,占之,即可以此为根据地,瞰制豫北、晋南,屏蔽洛阳、潼关。进能扰乱敌后,牵制日军兵力;退可凭险据守,积极防御,配合整个抗日战场。就日方而言,得之,即占据了南进北侵的重要“桥头堡”,既可渡河南下,问津陇海,侵夺中原;又可北上与其在山西的主要占领地相连接,解除心腹之患,改善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状况。所以,中条山地区被视为抗日战争时期“关系国家安危之要地”。

  中条山横亘黄河北岸,东连太行山,西接吕梁山,北可以作为进击华北的基地,南可以屏蔽河南洛阳等重镇,西可以威胁敌之西进,是晋南豫北的战略要地。太原会战后,国民党军队分散在晋南山地进行游击作战,建立了以中条山为依托的游击根据地,八路军所属第2战区与之相邻。自太原会战后以来,日军一方面重点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大举“扫荡”,一方面也多次攻击中条山国民党军队,但始终没有大的进展。

  进入1941年后,日军鉴于百团大战后八路军消耗很大尚未恢复,遂决定先打击中条山的国民党军。然而,中条山国民党庞大部队竟然不堪一击。从5月7日日军发起攻击开始,中国军队“一经中间(被日军)突破,各部皆陷于包围零乱之中竟至不可收拾”。中条山战役前后历时一个多月,据日方的统计资料,国民党军队“被俘约35000名,遗弃尸体42000具,日军损失计战死670名,负伤2292名”。在国民政府公布的材料中,“综合会战,计毙伤敌官兵9900名”,我军“共伤亡、中毒、失踪官兵达13751员名”。日军以1比20的微小代价、在极短时间内给国民党军队以沉痛打击。中条山战役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战中最大之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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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条山战役解读:为什么日军必须要攻取中条山?
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黄河北岸,呈东北西南走向,东北高西南低,横广170公里,纵深50公里,最高峰为海拔2321米的垣曲历山舜王坪,山脉平均海拔1249米。

  中条山,西起晋南永济与陕西相望,东迄豫北济源、孟县同太行山相连,北靠素有山西粮仓美誉的运城盆地,南濒一泻千里的滚滚黄河。境内沟壑纵横,山峦起伏,关隘重叠,矿藏丰富。中条山,与太行、吕梁、太岳三山互为犄角,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山西各主要关隘的相继失守,中条山的战略地位愈加重要。对中方来说,占之,即可以此为根据地,瞰制豫北、晋南,屏蔽洛阳、潼关。进能扰乱敌后,牵制日军兵力;退可凭险据守,积极防御,配合整个抗日战场。

就日方而言,得之,即占据了南进北侵的重要“桥头堡”,既可渡河南下,问津陇海,侵夺中原;又可北上与其在山西的主要占领地相连接,解除心腹之患,改善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状况。所以,中条山地区被视为抗日战争时期“关系国家安危之要地”。

  中条山地区虽位于山西省境,但在抗战时期却不是晋绥军的防区,亦不属阎锡山的第二战区管辖。驻守这里的是国民党的中央军,在战区划分上则归之于卫立煌为司令长官的第一战区。

  1938年春,山西境内的中国军队为减少正面损失,将十数万之众的部队分散于晋南地区,建立防御工事,开展游击作战。日军侵占山西后,“为了固华北、抑洛阳、窥西安,自1938年以来曾十三次围攻中条山,但均未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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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条山战役两军部署:日军制造谣言掩护进攻部署

  日军部署

  为了迅速“解决中国事变”,日方决心集中兵力进犯中条山,并阴谋策划全歼中国守军。为此,日本中国派遣军“不顾警备地区治安状况的下降”,“从华中抽调第17、第33两个师团”,配属华北方面军。再由关东军调集飞行第32、第83战队,第3飞行集团主力,在运城、新乡两个机场展开,担任空中配合。接着,日华北派遣军将其所辖兵力作了适应性调整,编成了参加中条山会战的序列——第1军:第33、第36、第37、第41师团,独立混成第4、第9、第16旅团,军预备队;方面军直辖兵团:第21、第35师团,原配属35师团之骑兵第4旅团一部及第3飞行集团。指挥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总兵力约10万余人。

  为了配合对中条山的进攻,1941年上半年,日本组织63个大队(相当于7个师团)的兵力,对中国东南沿海首先实施封锁。同时,在正面战场实施了所谓灵活的速战速决的作战,即发动豫南、上高战役。并于同年3月,发动了中条山的外围作战。以第36师团发动对第27军作战,打击了集结在晋东南陵川一带的国民革命军第27军的作战;以第37、第41师团发动对第15军作战,在翼城以南、绛县以东地区袭击了与主力脱离的第15军。以期为向中条山的大举进攻创造有利的战役态势。

  经过周密的部署,日华北方面军“着由第1军从山西省方面攻击,直辖第21与第35师团从河南省方面攻击”,决心“置作战地区于张马—垣曲一线,分成东西两个地区,把重点始终保持在西部地区”。企图“在正面利用已设阵地及黄河的障碍,以挺进部队切断退路,从两侧地区神速楔入突破敌阵,将敌完全包围,接着以迅速的内部歼灭战和反复扫荡,将敌完全围歼”。

  从4月底到5月初,日军征调频繁,并制造种种谣言,以此为掩护完成了进攻中条山的部署:“第36、37、41师团及第3、9独立旅团,伪24师,分布于中条山西面之绛县、横岭关、闻喜、夏县、安邑、运城、解州、永济、风陵渡、河津及闻喜、夏县以北各地区。

  第33师团附第4独立旅团分布于阳城、芹池、沁水一带。第35、21师团及伪军张岚峰、刘彦峰分布于温县、沁阳、博爱、董封、新乡、焦作、高平、长子、陵川等地区。”

  国民革命军--国军部署

  与日军在中条山地区积极部署的同时,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保守要地,力图持久,奠安内部,争取外援”的指导要领,确定了“加强中条山及潼洛工事,积极训练”的战略原则。有鉴于此,4月中旬,参谋总长何应钦到一战区巡视。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因拒绝反共摩擦,受胡宗南等人排挤,不见谅于蒋介石,于1941年春到重庆述职后,被软禁在峨嵋山未归。

  4月18日、20日,在洛阳的第一战区长官部,何应钦连续两次主持召开了由第一、第二、第五战区军以上长官参加的军事会议。

  根据各方提供的情报,何应钦判断:“晋南之敌,似将逐次夺取我中条山各据点,企图彻底肃清黄河北岸之我军,然后与豫东之敌相呼应,进取洛阳、潼关,以威胁我五战区之侧背,或西向进窥西安。”指示:“为确保中条山,(一)第一步,应相机各以一部由北向南(93军),由东向西(27军),与我中条山阵地右翼各部,合力攻取高平、晋城、阳城、沁水间地区,以恢复廿九年四月前之态势。(二)第二步,与晋西军及第二、第八战区协力,包围晋南三角地带之敌,而歼灭之。(三)最低限度,亦须能确保中条山。”

  4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进一步做出日军有从济源、横皋大道会犯垣曲企图的判断,决定:

  (一)加强阵地工事破坏阻塞主阵地前道路;

  (二)先制出击打破敌之攻势;

  (三)第二战区晋西部队向同蒲、第五战区汜东部队向陇海牵制策应。

  在上述判断指导下,中条山地区的国军主力7个军进行了相应配置:第9军裴昌会部在豫北重镇济源;第43军赵世铃部在山西南端之垣曲;第17军高桂滋部在绛县地区;第3军唐淮源部、第80军孔令恂部在闻喜、夏县地区,冯钦哉部第98军武士敏部在董封镇一带,第15军武庭麟部在高平地区。另以4个军配置于太行、太岳地区,作为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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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条山战役时间和经过:日军集中兵力突破防线

  1941年5月7日,自感稳操“胜券”的日军,于傍晚时分突然一齐出动,由东、西、北三面“以钳形并配以中央突破之方式”进犯中条山地区。

  东线,日军原田雄吉中将指挥的第35师团主力、田中久一中将指挥的第21师团一部,以及骑兵第4独立旅团一部,约25000余人,在伪军张岚峰、刘彦峰部的配合下,沿道清路西段分三路向济源、孟县进犯。

  西线,日军安达二十三中将指挥的第37师团主力、井关仞中将指挥的第36师团一部、若松平治少将指挥的独立混成第16旅团,约25000余人,自闻喜、夏县东南向张店镇进犯。

  北线,日军清水规矩中将指挥的第41师团及池之上贤吉少将指挥的独立混成第9旅团共约30000余人,以中央突破之闪电战术,由横岭关方面向横垣大道西侧猛攻。

  东北线,日军樱井省三中将指挥的第33师团一部及独立混成第4旅团一部,约万余人,从阳城方面向董封镇一线攻击。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根据情报,针对日军分兵合击,袭击我通信联络及各级指挥部;以重兵攻占各交通要点,切断我军联络,各个击破;封锁山口、渡口,逐步紧缩包围圈,完成合击的企图,“于会战前,经以辰东诚电令各部以交通线为目标,加紧游击袭破,妨害敌之攻击准备及兵力集中”。但因战区主帅缺位,上述命令未能得到有效组织施行,致使“会战开始第二日,因情况剧变,敌之来势极猛。当严令各部应力保现态势,粉碎敌蚀食中条山企图,诱敌于有利地带,转取攻势,而夹殄之”。各部仓促应变,分别与各路日军交战,中条山战役正式打响。

  第一阶段

  东线:日军“左翼以温县为发起点,先头步兵5000以上,骑兵千余,炮20余门,飞机数十架,战、汽、装甲等车共百余辆,沿黄河北岸突进。”“中央以沁、博为发起点,一股先头千余,循沁济大道西犯”,“另一股先头2000余人,附炮十余门,于窜陷西向义庄后,继向捏掌、紫陵、东逮寨、留村一带猛扑。”“同时,沁河北岸3000余人,以飞机十余架,炮二十余门,强渡沁河。”守军第9军裴昌会所部在强敌进攻下施行节节防御,节节后撤。

  8日午,即放弃济、孟两地,向西撤退。在全线溃退的形势下,第一战区长官部命令第9军“以主力于封门口北既设阵地,拒止沁、济之敌西犯,以一小部对敌侧击”。

  第9军部署新编第24;师主力、第54师张团守封门口一线,第47师和第54师驻王屋的独立第4旅等在孤山一线游击。封门口系日军西进必经之要隘,日军势在必夺。久攻不下,再行增兵。

  自9日上午激战至10日晨,终为敌破。这时,中路日军已于8日晚攻陷垣曲县城后,分兵进攻邵源。长官部命令第9军主力“由官阳南渡,以策应河防”。

  11日,日飞机百余架轰炸封锁官阳东西渡口,第54师在遭受重大伤亡后渡至河南,其余各师团退至封门口至邵源以北山地。

  12日,该路日军一部占领黄河沿岸各渡口;主力则沿封门口西进至邵源,与从垣曲东进之敌会合,完成了对国民党第14集团军的内线包围。

  西线: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守军为孔令恂的第80军第165师(师长王治岐)和新编第27师(师长王竣),唐淮源的第3军第7师(师长李世龙)和12师(师长寸性奇),以及直属第5集团司令部指挥的公秉藩第34师。”

  7日下午,日军“分多数纵队,成广正面法,集中机炮火力,并以飞机诱导步兵,向我西村、辛犁园、王家窑头、梁家窑头王竣师右翼80团(唐、孔两军接合部)阵地猛攻。另以独3旅附37师团一部,向刘家沟、古王、计王王治岐师全面佯攻,牵制激战”。

  8日凌晨,日军突破张店以东第27师防线,孔、唐两军联系被切断。第27师溃退至曹家川、太寨一带。与此同时,奉命到望原集中的第80军第165师在遭到日军袭击后也退至曹家川、太寨一线。乘隙而进的敌挺进纵队于当晚占据茅津渡以下的槐扒、尖坪、南沟等渡口;最远的一支进到平陆、垣曲、夏县三县交界处。

  9日正午时分,第80军所部遭敌便衣袭击和飞机轰炸扫射,进一步溃败。“在一场混战中,新编第27师师长王竣、参谋长陈文杞及165师姚汝崇营长等多名军官牺牲在太寨村西的雷公庙岭附近。剩余部队傍晚退到黄河渡口南沟。”第80军军长孔令恂、第165师师长王治岐弃部渡过黄河,失去指挥的部队争相竞渡,伤亡惨重。新编第27师副师长梁汝贤见事不可为,投河殉国。

中条山战役牺牲英烈:少将以上军官就达到六人

  唐淮源上将

  1941年5月13日,第三军军长唐淮源在中条山战役中率部与日军浴血厮杀,战至弹尽援绝,自杀殉国,时年57岁。

  唐淮源,云南省江川县人。云南讲武堂毕业。

  1911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

  1930年,任陆军第十二师副师长兼第三十五旅旅长。后率部多次同红军作战。

  1932年,升任第十二师师长。

  1936年,任陆军第三军副军长兼师长。卢沟桥事变后,参加高碑店、易水、涞源、保定等地作战,并在娘子关战役中与日军鏖战,战功卓着。

  1939年,晋升为第三军军长。

  寸性奇少将

  1941年5月13日,第三军第十二师师长寸性奇在中条山战役中率部与日军激战,身中八弹,英勇牺牲。

  寸性奇,云南腾冲县人。

  1909年考入云南讲武堂。

  1910年加入同盟会。

  1915年底参加护国战争,与北洋军作战。

  1917年参加护法战争。

  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升任陆军第三十四旅副旅长。后曾任陆军第三军参谋长,湘赣闽三省“剿匪”总指挥部参谋处长等职,参加“围剿”红军的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旅长。不久,升任第三军第十二师师长,奉命调守晋南中条山,坚持4年之久。

  武士敏中将

  1941年9月29日,在山西沁水县的东峪,满洲国军以数倍兵力攻击武部并集中飞机十一架,大炮十余门向武阵地轮番攻击,弹如雨下,武士敏腿部受伤,仍裹创再战,率部冲锋七次,毙敌三百余人,终以头腰两部一再受伤,无力支持,遂毅然自戕殉国,年49岁。对此,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通令,追认武士敏为革命烈士,并将沁水县东部端氏一带改名为士敏县,以示纪念。

  王竣中将

  1941年5月9日,第八十军新编第二十七师师长王竣,在晋南中条山与日军作战时牺牲。

  王竣,1902年生,陕西蒲城人,1924年冬考入黄埔军校。

  1929年,在十七路军任营长。

  1932年,参加“围剿”刘志丹的红军陕甘游击队。

  1935年升为旅长。

  1937年11月,太原沦陷后,率部担任黄河防务,同日军作战。

  1939年,所部改编为第一战区陆军第八十军新编第二十七师,任副师长,后升任师长,1940年春,奉命率部进驻晋南中条山地区。

  梁希贤少将

  梁希贤,陆军第二十二师少将副师长(陕西潼关人)。梁率部在夏县泗交至望原一线节节抵抗,出生入死十余次。

  9日,退到台寨村继续抗击日军。最后,梁见全师伤亡殆尽,遂投黄河殉国。

  陈文杞少将

  陈文杞,陆军第二十四师少将参谋长(福建莆田人)。

  7日,日军向守军阵地施放毒气。

  9日下午,该师余部转移至台寨村附近,继续与日军展开激战。在最危急的时刻,陈振臂大呼:“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率余部与敌厮杀,不幸壮烈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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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条山战役失败原因分析:守备的基干部队被调离

  首先是日军全力决战,而中国军队对双方实力缺乏清醒的估计。战前,卫立煌原来是凭着二十六万大军与日军四个师团对峙,所以才能长期坚持中条山防线,并自称“东方马其诺防线”。但这次战役,日军非常重视,称为“中原会战”,是一举拿出七个师团超过十万的主力部队来决战了,其志势在必得。而中国军队在战前按蒋介石要求,甚至还抽调部队去反共,“中条山的铁柱子”第四集团军被调离,使中条山地区兵力反下降到十七八万人。

  要知道,日军单位战力远超中国军队(包括中央军),整个抗战期间日集中10万以上兵力的攻势不多。这次却以10万打18万,可以说是“占据压倒优势”。按毛的话讲,日军是拿出“把纸老虎当真老虎来打”的干劲了,而中国军队贩卖粮食、烟土,中条山成了经商之地。日本奸细乘机混入,日军特种兵空降到中国军队的指挥部旁潜伏。一场血战正在孕育,日军放出狂言,开战一个小时就可瘫痪中国军队的所有指挥系统,而中国军队还浑然不知大难临头而坐以待毙!

  其次是战前日军准备认真充分,中国军队则仓促应战。日军为确保会战成功,对主力部队做了山地战的强化训练,并事先清扫周边为突出做好准备,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中国军队连上层都思想准备不足,下层部队更是没有任何应战准备,渡口工事没有加强不说,令人匪疑所思是,竟然粮食都没有储备够。以至出现了远途来袭的日军兵精粮足,而守在自己阵地上的中国军队被围后出现“断粮三日”绝境的咄咄怪事!饿你三天,那连“大刀”都提不起来了,所以部队一触即溃。

  第三是日军贯彻作战决心坚决,指挥得当,配合有力,而中国军队进退失据,指挥混乱,部队互不协调。战役一爆发,日军各部按计划进行了果断快速的进攻和穿插包围,没有任何迟疑,干净利索得象是教科书上的案例。而中国军队始终没有象样的作战计划,要么不顾事实地要求“恢复原有阵地”,要么要求“就地固守”,而且很快就失去统一指挥,听任各部各自为战。有的部队尚能顽强抵抗,但更多是不顾友邻拔腿就跑。

  中条山战役中,中国军队中出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可惜多数只是壮烈殉国,只有王村一战有点实际意义(日军此役相当部分伤亡是在那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多数国军战力低下,士气也不尽人意,甚至轻易降敌,以至出现与日军如此悬殊的伤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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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条山战役插曲:蒋介石曾要求八路军出兵助战

  事实上,重庆各方包括苏联军事顾问早就在提醒蒋,日本可能攻击陕西。

  1941年4月11日,崔可夫就告诉经济部部长翁文灏,中国“应防(日军)侵攻昆明,及陕西同时并攻” 。日苏中立条约于13日签订之后,日军就开始大量增兵山西,徐永昌日记记载说,从4月14日起,“山西南部及豫北敌增兵之讯,几于无日无之,其气势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亦似敌必取洛阳西安者,洛阳判断如此,而情报亦确如此”。所以,4月21日徐就告诉蒋,不宜先下手攻陕北,因为此举可能“引出日寇渡黄侵陕”。但是,军方高层并没有认真、快速地作应战准备,参谋总长何应钦从4月7日到24日大多呆在西安(在洛阳呆了三四天),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在作进攻陕北的军事部署。4月20日,何应钦在洛阳召集军事会议,指出:“晋南之敌,似将夺取我中条山,企图彻底肃清我黄河左岸之部队,尔后进犯洛阳、潼关,以威胁我第五战区之侧背,或西窥长安。 ”蒋介石也有相同的观察。

  5月7日晚,十余万日军发动全面攻势,第二天战略重镇垣曲就失陷了。

  6月初战役结束, 关于此次战役的结束日期,国民党编撰的战史有说5月27日的,也有说6月17日的;日军编撰的战史也说是5月27日。但徐永昌日记却记载说:6月3日,日军正式宣布晋南战役结束。中条山根据地失陷。

  6月30日,蒋介石在总结与反思这场战役时说:“晋南损失与伤亡虽不如南京失陷时之大,然而危险与壮烈则过之” 。日军编纂的战史也说:日军“实施完整的包围作战,击灭了中国军主力。其战果乃在中日战争中所稀有” 。战争的激烈与惨酷程度可想而知。

  面对日军的强大压力,为了让处于劣势且疏于准备的中央军保住中条山根据地,蒋不得不向中共求援。5月5日,在敌军开始攻击之前,蒋就“令(刘)为章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或即放弃抗日立场。请两日内答复,周答以即电延安”。

  5月8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一)对于敌军进攻,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二)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三)我们要求事项:(甲)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 ”此电的要紧之处在于,既要告诉国民党中共当然会配合作战,同时也要趁机提出要求,解决此前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毛指出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这一点还排在第一,说明毛非常重视此时国共团结对敌的必要性以及标举这种口号的重要性。

  国民党在还没有收到中共肯定答复的情况下,又想借用社会的力量将中共的军,激中共出兵。5月8日下午,在党政军联席会报会上,刘为章“提议发动各机关各团体呈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如果中共部队不策应作战,显然系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众意旨,是自弃也,且其结果将引起共党内部之分化。如其出兵抗战,则足以协力打击敌军,亦国之幸也”。而刘为章之所以有此提议,则是因为蒋介石“嘱其与周恩来谈话” 。根据当时绝大多数的情况看,延安发给重庆的电报基本上是第二天甚至第三天才能转达给国民党,而毛泽东的复电是8日才发出的(具体上午还是下午,无从得知)。也就是说刘为章在开会报会时,应该还没有收到周恩来的答复。又,梁漱溟说中共“自己有电台,在化龙桥近处的山上,每日午后四时,晚十时,天明五六时,和延安通电三次”。刘为章有此提议,或许不是蒋明示的,但亦不能排除蒋有所暗示或提示。

  需要注意的是,徐永昌对蒋让刘为章找周恩来面谈这种方式是很不赞成的,认为“蒋先生此种作风一如孙老二(此时惧敌无用,求共亦只遭其轻视而已)”。而唐纵则认为“提议发动各机关各团体呈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体现了“委座之贤能诚不可及也”。也就是说唐纵赞佩的是用激将法这种方式,因为它借用的是社会的、民间的力量;而徐永昌反对的是由军令部次长面谈的方式,因为这是官方行为。当然,所谓刘为章“面询”云云,至少在毛泽东听来,肯定是一种反问或质问,所以称之为激将法;其实,徐永昌或崔可夫也认为是质问。

中条山战役密闻:八路军出兵配合并未让重庆满意

  在讨论中共是否出兵这个问题时,必须明确一点:中共和国民党一样,都担心对方投降日本;而且,在中共看来,蒋介石反共也是意在与日本妥协。

  5月14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的电文中就指出,蒋介石“发动两次自毁藩篱的反共高潮给日本看”,是希望日本不再进攻,但蒋的这个政策根本错了。

  另一方面,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也确实让苏联的形象大为受损,让中共遭受很多国人的质疑,怀疑中共会追随苏联的步伐,和日本妥协,从而不配合中央军对敌作战。

  1941年4月17日,黄炎培“招周恩来、董必武来,舜生、伯钧亦到,请中共表示态度。周极言苏联此约乃其一贯之政策,与对华毫无关系,至中共态度,决不因此变更云云。董略同” 。

  19日,沈钧儒、王造时、张申府、史良等九人,“素以亲苏着名。今日致一函于苏联大使潘又新,询问日苏协定之意义,意存责问” 。

  23日,唐纵日记说:“闻向日同情中共之青年,莫不痛哭流涕。 ”从这几则史料足以看出中共在此时受到的舆论压力是很大的。但必须指出的是,中条山战役之后,加上同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中苏英美间的合作更加紧密,国内政治格局因此发生转变,人们对中共的疑虑也随之消失了。

  5月8日,毛泽东要周恩来答复国民党,配合作战是“当然如此,不成问题”。同一天,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则指出:中日间的民族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共间的阶级矛盾依然处于从属地位。 5月9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负责人:“日来平汉、同蒲各路运输甚忙,战事有在近日发生可能。判断经此役国民党反共气焰当大减杀,时局有好转希望。”“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唯仍想用激将法。”“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 ”此电非常重要,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毛泽东这时还不知道晋南战役已经正式打响了,这也说明中共的通讯联络确实不那么便捷,所得到的信息也要慢几天;第二,毛泽东要求在战事可能发生的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而且各地不能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以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

  5月14日,毛泽东、朱德又致电彭德怀:“据悉:敌兵沿黄河增多,飞机亦有增加,敌似有在飞机掩护下抢渡可能,我军于此时机有在敌侧背给以打击以振奋国民党之必要”。“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断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我意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南与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即按寻常状态作战)。 ”毛泽东强调,中共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而且,毛泽东把八路军一直在进行着的与日军的作战(即寻常状态作战)也看作是配合对敌作战。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年谱》中的一则材料可以说明。

  5月18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通报冀南军区动员群众击敌、破路的战绩时说:“冀南军区为粉碎敌之全面占领冀南及实行‘清剿’的企图,自本月五日至九日以新七旅及冀南军区四、五分区,动员群众两万余人,实行了五天的大破袭。计大小战斗十七次,破路、破墙、填护路沟共十四次,攻克敌六个据点,毙伤敌伪一百三十余人,生俘伪军五十八名”。在邓小平等人于5月5日至9日对敌展开破袭战的时候,他们根本还没有接到配合中条山战役的命令。

  5月1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左权,要求八路军“总部应与蒋介石、徐永昌、卫立煌、阎锡山通报,不断告以敌情、战况,特别是胜利消息,表示我军热心配合作战,并向他们请示,以影响其抗战决心,争取国共好转”。此处的一个关键是:毛泽东要用实际行动及胜利消息来振奋国民党,加强其抗战决心,同时争取国共关系好转 。

  5月18日,毛泽东、朱德又致电彭德怀,对其提出的作战计划表示同意,并且说:可以“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这和毛此前提出的主要配合区域和次要配合区域的观点是一致的。

  由上所述可知,这时配合国民党对敌作战是中共的基本主张,而且时势的演化也要求中共配合作战。

  6月9日,中共在总结这次战役时,列出了自己的战绩:一、在冀南:5月7日之夜,八路军配合当地群众七千余人,开始大规模的破击战,截断了敌之联络和交通。二、在白晋线:于5月9日,八路军在子洪口开始伏击敌之汽车,在沁源南北,破坏铁路三里多,从12日起,白晋线路已不通车。三、在正太线:5月16日八路军攻占获鹿以南之□□车站,并径以东之微水车站,及寿阳、榆次、苏家庄各车站。四、在同蒲线:5月15日,在(左山)县原平间,破坏铁路十余里,17日破坏大同以南宋家庄之尚布庄间之铁路一段。五、在平汉线:破坏涿鹿以南之铁路数段,在保定以北,炸毁敌火车一列,北平热河间,炸敌货车一列,我军曾一度攻占水治镇汽车站。六、在平绥线:攻占怀来以西之沙城堡车站,破路三里多,在蔚县至张家口间,破坏敌之汽车桥一座 。由此可知,中共确实是出兵了。只是,基本上可以说,特意为配合中条山战役而出兵的力度不那么大,时间也有些迟,因此并没有达到明显牵制敌军的效果,也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认可,加之战报迟缓,使得重庆高层一度很“愤慨”。

  前面还提及,国共双方早就为中共是否出兵配合作战展开了一场舆论战。5月13日,周恩来“列举事实,向中外记者驳斥国民党参政员许孝炎散布的‘十八集团军不配合对敌作战’的谣言”。此后,周恩来又一再要求国民党澄清谣言,宣布并发表八路军配合作战的事实。5月28日至31日,周恩来连续致电毛泽东,建议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一)向记者发表声明,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质问;……(三)分别答复国民参政员邵从恩、张澜等,揭破敌人阴谋,说明事实真相,指出目前战果证明第十八集团军在政府不发饷弹情况下仍抗战耗敌,要邵等主持公道,代请饷弹,以便扩大战果,电文送中央社发表,用以向海外广作宣传,同时发社论;(四)华北作战抓住要害,给敌严重打击,以影响国内外。”电文中的第三点说明张澜等中间派人士这时仍在质问中共出兵没有,第四点则说明中共出兵的力度确实不够,没有给日军造成“严重打击”,因此也不能影响国内外。

  在中共的据理力争之下,特别是卫立煌的“协助”之下,当月底,国民党终于发表了八路军的战绩,5月30日毛泽东就电告彭德怀:“九个月来中央社第一次广播我军战绩,谓据洛阳讯,我军已截断正太路车不通等语,是卫处已起作用,望对正太、平汉两路战绩多报卫、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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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条山战役期间的国共关系:互信不足造成恶果

  综观1941年上半年的国共关系,我们大致可以获得以下这些认识:

  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一度主张强硬,并于1月17日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由此引发了极大的反弹,不仅中共因此采取坚决的政治攻势,而且苏、美、英等国也担心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因此给予蒋介石较大的压力。随后蒋在政治上采取和缓手段,希望缓和局势。但在中共坚持政治攻势的情况下,双方谈判破裂。蒋随即决定采取军事措施,准备进攻陕北。只是由于进攻陕北存在诸多困难,蒋最终放弃了这一计划。但蒋也因此疏于防范日军进攻中条山。

  中条山战役发生前后,在日军的强大压力下,蒋采取多种方式“请”中共出兵配合作战。蒋一开初用的是激将法,毛也认为蒋用的是激将法;到5月11日蒋则直接用了下命令的方式;到5月21日蒋发现下命令的方式似乎也没有起作用的时候,再次使用了激将法,用《大公报》发社论和中间势力致电呼吁的方式请中共出兵。另一方面,在5月21日之前,蒋请中共出兵的真实意图就是让中共出兵配合作战,以利中央军守住中条山;在此之后,中央军已经开始转移、撤退,却仍然呼吁中共出兵,很可能就是想借机消耗中共实力或“从政治上打击中共”。

  在皖南事变刚刚发生的时候,毛泽东一度主张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全面的大举反攻,但在刘少奇等人的劝说下,并考虑到时势的不允许,随即改取“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方针,和蒋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当毛泽东得知蒋可能进攻陕北之后,也积极展开军事上的防备工作,可以说4月中下旬双方的军事关注重点都放在陕北了。中条山战役前夕及此后,毛泽东积极地、肯定地回答了蒋要中共配合对敌作战的要求,只是很不满意蒋用“激将法”的方式来请,而不愿给命令、给饷弹。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也不愿意出全力打日本,以防日军将矛头转向八路军,使元气尚未恢复的八路军实力再度受到削弱。由于多种原因,中共出兵的行动较迟,力度也不够,不能给日军以严重打击,未能达到帮中央军守住中条山的效果。

  在战役期间,日军也确实多次散布八路军与日军“不冲突”的谣言,意在挑拨国共关系,减弱抗日力量。事实上,八路军与日军之间的战争一直都在进行着,八路军也的确出兵配合了对敌作战。

  无论如何,正是在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一度形成“凡事互信不足,则共事难成” 的局面,使得中国的抗日力量受到了极大影响。

  6月9日,中共在总结晋南战役的教训时也指出:“晋南方面,由于我方存在着种种内在的弱点,故使敌人暂时的占了上风。这些弱点中,主要的一个,就是反共。反共结果,使得内部不团结,将士无信心,所以吃了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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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条山战役重大伤亡:一比二十创抗战历史记录

  中条山战役(日方称之为“中原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在山西范围内的一场大规模对日作战。

  1941年5月7日,中条山外围日军在航空兵的支持下,由东、北、西三个方向开始全面进攻。

  中条山战役前后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队由于事前准备不足、又缺乏统一指挥,除少数突围外,大部溃散,被俘虏3.5万人,遗弃尸体4.2万具,日军据中方公布毙伤9900人,按日方数字仅战死673人,负伤2292人。包括第三军军长唐淮源上将、第十二师少将师长寸性奇等滇军名将在内的多名国军将领壮烈殉国。

  中条山战役,前后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队伤亡四万两千多人,被俘三万五千多人,丧失了中条山及其附近地区的大片国土。日军仅以一比二十的极小代价“扫荡”了中条山地区的中国军队,占领了威胁洛阳、西安及陇海路西段的“桥头堡”。中国军队在这次会战中惨败,成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但它却检验了几年以来国共合作的效果及军事上的协调。

  5月份,蒋介石为了掩饰自己的部队在中条山的失败,造谣污蔑八路军不配合作战。周恩来于5月21日致信《大公报》,列举大量事实,驳斥各种谣言,指出一周前晋南白晋公路一段就是在第十八集团军部队袭击下而停止通车。周恩来声明:“我们一向主张团结抗战,而且永远实践团结抗战。”他表示:“只要和日寇打仗,十八集团军永远不会放弃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并且会给敌人以致命打击的。”他要求《大公报》将这封信向读者公开。23日,《大公报》全文发表此信,一时轰动重庆。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致电周恩来,说“写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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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中条山战役中,中国军队中出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可惜多数只是壮烈殉国,只有王村一战有点实际意义(日军此役相当部分伤亡是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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